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拿什么纾解

作者: 科技视频  发布:2019-09-05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对儿科医生的加分政策,仅仅是一个特殊阶段的需求所催生的所谓诱惑性的政策而已,对增加儿科医生不一定会有明显的效果,因为这是‘一条链’而不是‘一步’的问题。

恢复儿科专业招生

原标题:拿什么纾解“儿科医生荒” 徐 骏作 去年年底以来,一些大医院儿科停诊引起人们关注。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儿科医疗保健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今年两会上,“儿科医生荒”问题被代表、委员热议。有数字显示,目前执业的儿科助理医师为11.8万名,至少还缺10万名,缺口之大令人惊讶。为什么出现了儿科医生“职业荒”?如何让这一职业重获吸引力?记者进行了采访。 ――编者 医生超负荷工作,儿童看病依然难 前几天,北京张先生的孩子高烧一直不退。“孩子还不满一周岁,想去大点的儿童医院,却发现根本挂不上号。”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得去普通的综合医院儿科就诊。综合医院看病的患儿也不少,张先生夫妻两人只能抱着孩子,在医院的楼道里焦急地等待。 儿科看病有多难?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属的儿童医院只有两所,不仅要接待北京本地患儿,还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两家儿童医院的接诊量惊人。2015年全年,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门急诊人次达到217万,日均接诊量约6000人次,冬季高峰时期每天达到七八千人次。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人次全年达到317万。两所医院每名医师门诊日均接诊人次达到三四十,比北京繁忙的大医院医师还要多50%的工作量。 “超载”运行是儿科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与儿科医院的设计有关。我国大城市儿童专科医院的接诊能力是按照成人医院的一半设计规划的――年门急诊接待量一般设定在1000―2000人次,床位一般只有四五百张。编制有限,就诊人次不断增多,造成儿科医院门急诊量急速膨胀,远远超过原定的设计量。 国家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为11.8万名,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每千名儿童儿科医生数为0.85―1.3人。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普通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的2.4倍。 大城市儿科医生工作忙,二、三线城市也一样忙。“河南省平均每5000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儿科医生荒最为严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医院原院长高春芳今年的提案就是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高春芳介绍,目前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家,为医院总数的0.52%,儿科床位258224张,仅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截至2014年底,我国儿科床位缺口约9万张,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至少为10万人,本科以上学历仅占33%,远低于综合科室临床执业助理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为49.1%的水平。“儿科医生的整体缺编,以及内部人才层次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而儿童看病依然难。”高春芳说。 “我们医院的儿科主任今年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从没有休过假,过年也不敢离开。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仍然奋战在临床一线。”高春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医院儿科共3名医生,每年需要诊治1万名儿童,其中住院儿童就达到4000多名。 在今年两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有2.3亿14岁以下的儿童,这比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总人口还多,医疗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医学毕业生远离儿科,医院没动力开办儿科 “儿科专业医生紧缺,原因无非有两个――来源少、走的多。”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分析:“人才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定向培养,另一类是相关专业的补充调剂。医学人才的来源相对单一,儿科人才更为特殊,受学术兴趣、社会认可度、生存压力、发展空间的影响,选择成为儿科医生的人就很少。” 一名儿科医生告诉记者,当年毕业的时候,同届180名同学中,只有她一人选择当儿科医生。“不去参加同学聚会,自己的发展境况比同学差太多,除了受刺激没别的,再说也没有时间。” 高春芳认为,儿科专业的特殊性以及压力大、风险高、待遇低等是儿科医生短缺的主要原因。“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患者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使得医生需凭借经验诊疗,被称为‘哑医’,造成医生身心压力很大。”孩子身体不适时,父母第一选择往往是送医,直接增加了儿科的工作量。而且,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多,儿科诊室内经常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被家长抱怨,做出不信任的举动。遭误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一名儿科心内科医生告诉记者:“心内科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而小儿心内科对医生的要求更高。美国要求小儿心内科医师比其他儿科多修两年才能执业,很多人因此退缩。”这主要是因为儿童个体小,器官精细,经不起创伤打击,相对成人来说,治疗难度更大。儿童用的药品、耗材又非常少,手术也只能修修补补,更考验医生技术水平,风险更大。 然而,与如此高难度工作相对的,却不是高水平的薪酬。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薪酬不到成人同类科室的一半。原因很简单,在以药养医机制下,医院靠卖药获取收入。儿童用药量少,有好技术却“卖”不出好价。记者查看了一下,很多技术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只是成人的50%左右,儿科医生的收入水平自然就低。 收入偏低,造成儿科人才流失严重。儿科医生自嘲:就业首选综合医院,再选社区医院,最后考虑儿科医院,去了儿科医院的想改行。 1998年,教育部将儿科并入临床科室,儿科从本科专业中消失,更加剧了短缺情况。这几年,医学毕业生不从医的现象明显,大约30%―40%不当医生,留下来从医的人中当儿科医生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看来,医院缺乏办儿科的动力。他说,去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儿科病人达到13700多例,平均一个病人的出院费用大概六千,而成人出院费用一般平均接近两万,显而易见办儿科是不划算的。 政策倾斜培养人才,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儿科医生紧缺,反映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上还存在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考虑儿科医生这一职业的特点,对壮大儿科医生队伍、提高儿科医疗水平,给予政策扶持。”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指出。 今年2月,教育部将儿科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同时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自今年7月起,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招收儿科学专业本科生,到2020年力争招生儿科住院医师3万名以上。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方来英认为人才培养还有一个过程,当务之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释放儿科医生的活力,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让家长学会预防疾病、处理小病等问题。“比如,儿科患者多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疾病,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去儿科医院的,增加家长的医疗常识,能够有效减轻医院和医生的压力。”另外,还可以探索儿科医生在社区开门诊,更好地满足患儿需求。 刘玉村建议,外地毕业生留京的名额要向儿科倾斜,临床技能性研究生招生的名额向儿科倾斜,让这一部分人在3年以后就能成为儿科大夫。 高春芳建议提高儿科待遇,对儿科医生在工资、晋升、深造上进行政策倾斜,同时,提高儿科服务价格。 从学校人才培养的角度,熊思东建议,根据需求,确定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一些有条件的院校,要恢复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要更加贴近儿科的发展,设定科学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有意愿、有兴趣学习儿科专业。同时,学校要加强儿科医生实习基地建设和临床工作。 “不培养,儿科就是无源之水,但是培养出来的儿科人才,是否会选择儿科专业工作,还是要看绩效考核制度、晋升制度、社会认可程度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熊思东说。 李斌介绍,国家卫计委正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十三五”时期,国家把增加儿科医疗资源的供给继续作为体系建设的重点,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同时,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01日 17 版)

倪鑫表示,儿科的薪资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医院的发展、文化建设、科研水平也是儿科医生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要解决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问题,第一要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给予儿科医生特殊政策,以提高薪资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儿科的医疗收费体系,重新计算儿科的人员成本、处置费用成本,提高服务性收费,降低药品加成,形成更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

在急诊科工作20年,让张成晔练出了一身武艺,也让一个又一个危重患儿在她手里起死回生。“一个孩子的生与死,一个家庭的喜与悲,都凝结在你作出判断并迅速施救的那一瞬间,这种成就感是我坚守下来的原因。”一个小手冰冷的孩子,经过她的救治,小手又暖了起来,“摸摸孩子温暖的小手,你会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有三头六臂。”赵光远说,有一次,两个没了心跳急需抢救的孩子前后脚进了抢救室,而当时只有他一名值班医生。情急之下医院临时调派了一名正在普通急诊坐诊的医生来帮忙,才把两个孩子都抢救了过来。

下了夜班吃安定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机能尚未完善,病情瞬息万变,稍有差池便会命悬一线,医生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神紧张,决不能出现一丁点疏忽。一名急救科的医生说梦话都在喊着“孩子不行了,快叫主任来!”她的丈夫握着她的手告诉说“叫了叫了!”她才继续睡去。

儿童用药风险高

医生少,患儿多,医生们拼尽全力也难免照顾不周。一家只有一个宝贝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家属心情尤其急切,指责、辱骂甚至动手就成了常事。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李妍在给孩子输液时扎了两针,就被家长粗暴地拉出了手术室,一边辱骂一边拳脚相加。

张成晔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1996年,张成晔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工作,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间,和她同一时期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很多都离开了:有的去了其他科室,有的转行,跨度大的甚至当上了工程师。“像我这样40多岁的医生,现在科室里只有3名。”

儿科收入低,与现行的医疗收费体系有关。北京儿童医院物价办公室吕锐介绍,儿科手术的精细度要求非常高,医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但目前医疗收费价格儿科与成人定价并无差异,只考虑了物的消耗并没有考虑人力成本,更没有考虑儿科的特殊性。

这些新生儿宝宝给小黄带来的压力很大,但小黄依然觉得儿科的工作很有意义。“我读研究生时,是自己选择的儿科专业,因为我喜欢孩子,当时根本没有考虑收入的问题。”如今,小黄偶尔也会和特别亲近的同学聊聊天,问问收入,“还是最低的。”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和两会相关议案、提案提出后,小黄觉得今后儿科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收入比起同学们来说不算高,但我依然很喜欢儿科的工作,儿科医生真的很重要。”

这项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广泛争议。一位专家坚决反对:儿科医生准入门槛降低了,导致“差生”流入儿科,儿科医生的水平能保证吗?

上夜班前喝咖啡

加分仅解决了门槛问题,关键要留住人

年轻医生频跳槽

收入低招不到人,即使是提高收入,不少医生也不愿意干儿科。曾经有一名医生想来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上班,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结果这名医生实地考察后,就给当时的急诊科副主任高恒妙打电话说:“就这劳动环境和工作强度,给10万一个月我也不愿意干!”

“中国儿科医生正在成为国家的稀缺人才,儿科医生请不要走,我们需要你!”倪鑫说,人才培养源头的断裂从根本上影响了儿科医生的后备力量。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1999年起停止招生,人才供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儿科医生的短缺。儿童医院不仅招不到人,还面临医生流失,一些儿童医院同年入职的医生有近30%离职。在综合医院,儿科因为收入低,同等工作量的儿科医生绩效低于其他科室,成为医院的包袱,部分儿科医生开始转行。儿科医生越是紧缺,工作压力就越大,在待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只会有更少的人从事儿科医生行业,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目前高强度的工作,即使是提高收入,不少医生也不愿意干儿科。曾经有一名医生想来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上班,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结果这名医生实地考察后,就给当时的急诊科领导打电话说:“就这劳动环境和工作强度,一个月给10万我也不愿意干!”

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第一要开源,例如加分、恢复儿科系,但这解决的仅仅是门槛问题,进去了能不能留住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 做梦都在喊“快救孩子”

人才培养源头的断裂从根本上影响了儿科医生的后备力量。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1999年起停止招生。人才供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儿科医生的短缺。

专家: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千人儿科医生比率为0.43,美国是1.46。照此比例,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综合医院的儿科门诊人次接近2亿,占总人次的9.75%,而我国共有93405名儿科职业医师,仅占总数的3.9%。儿童医院病床使用率103%,每床出院人数47.8,病床周转次数达49.3,在所有卫生机构中最高。

朝阳医院儿科病房分为普通病房和新生儿病房。“新生儿病房通常有14到16名患儿住院。”说到新生儿就不可避免要说到产科——朝阳医院产科是病理产科,因此,经常有危重孕妇分娩出的宝宝需要进行治疗,这些新生儿往往从产房或手术室直接进入新生儿病房,“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儿转入儿科,可想而知儿科的压力有多大。”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开源,如加分录取、恢复儿科学专业;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儿科的医疗收费体系;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增加供给。

新生儿的体重小,一般体重都在3公斤左右;要是遇到早产的孩子,体重更小了,有的甚至还不到1.5公斤,这就需要医生用药非常精细。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对于小黄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反倒是新生儿诊疗的这种精细,让她觉得“心累”。“新生儿用药都是根据体重计算出来的,有的宝宝一次用药只有几微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需要反复核对、反复计算宝宝的剂量,就怕出错。”与成年人不同,新生儿病情变化非常快。以感染为例,成年人感染后一般都会出现发热等症状,但新生儿感染通常不发热,甚至低体温,症状很隐匿,“比如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表现可能就是不爱吃奶、不爱哭闹,肚子胀,医生必须要仔细听宝宝的肠鸣音、结合辅助检查才能判断。”一旦医生没判断出来,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新生儿有可能在半天内就会进展到肠穿孔的程度,需要外科手术,甚至会死亡。

儿科门诊人次一年近2亿,医生数量不足10万

急诊医生张成晔

从成本考虑,成人某项手术只需准备一套手术器械就够了,而儿科会按不同的年龄段至少准备3至4套。单台核磁共振机成人医院一天可做20人次,而儿童医院只能做10人次。而此类大型设备报废的年限是相同的,相比成人医院,儿童医院使用率低、成本高。儿科特有的收费项目,如新生儿换血术才200元一次,却需要5—6个医生持续7—8个小时方可完成,医生的劳务价值远不如一根导管的费用。

出镜

“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门诊部主任赵成松用9个字总结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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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医院不仅招不到人,还面临医生流失。一些儿童医院同年入职的医生有近30%离职。在综合医院,儿科因为收入低,同等工作量的儿科医生绩效低于其他科室,成为医院的包袱,部分儿科医生开始转行。

只因喜欢才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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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

赵光远和同事们忙得焦头烂额,看病就医的患者也是苦不堪言。一名患儿的奶奶在急救大厅就嚷嚷开了:“你们这儿真是的,耽误了谁负责!孩子都烧到39.5度了!”她坚持要让医生给孩子进行抢救,可是孩子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赵光远说,实在是没人手,医生太缺了。

形成合理价格体系

医院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安排内科病房的医生来支援。他们上完白班后,晚上到急诊科坐诊,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后半夜。

做医生难,做儿科医生更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千人儿科医生比率为0.53,美国是1.46。照此比率,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就是: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北京儿童医院一名急诊科的医生说梦话都在喊着:“孩子不行了,快叫主任来!”她的丈夫握着她的手说:“叫了叫了!”她才继续睡去。医生少,患儿多,医务人员拼尽全力也难免照顾不周。一家只有一个宝贝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家属心情尤其急切,指责、辱骂甚至动手就成了常事。儿科用药的风险也比成人高,细微的差别会在机体里产生明显的变化。高强度的工作让医生身心俱疲,一些儿科医生选择了离开。

压力大,风险也高。儿科被称为“哑科”,患儿表达能力较差,诊疗难度大。儿科用药的风险也比成人高,细微的差别会在肌体里产生明显的变化。

小黄是北京朝阳医院儿科的一名年轻医生,读了五年本科、三年硕士,毕业后又到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一培训又是三年。之后,她回到朝阳医院儿科工作,目前担任朝阳医院儿科病房的住院总医师。

高强度的工作不仅让医生身心俱疲,甚至会影响到家庭关系,曾经有一位医生自己的孩子发烧,她给孩子吃了退烧药就匆匆赶来上班了,可孩子的奶奶十分焦急,抱着孩子到儿童医院挂门诊。不仅孩子难受,婆媳关系也受影响。

人物

“儿科医生也是人,如果连他的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他留在这个岗位上?”倪鑫说。

齐建光1998年硕士毕业后进入北大医院儿科工作。“当时我是自己选择了儿科的专业方向,我喜欢孩子,而且我在儿科实习时,也很喜欢儿科的氛围。”每个科室的医生都被不同的文化塑造成不同气场的人,北大医院儿科的医生们都很温和,科室内的气氛也很民主。良好的小环境、北大医院儿科在全国稳固的学术地位,依然不能将所有的医生牢牢锁定。“我刚到科室工作的那几年,几乎年年都有医生离职。”齐建光说,有的医生出国了,有的医生下海了;最近这两三年,儿科流失的医生比较少,但也有年轻医生跳槽去了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工作强度大,工资水平低。”齐建光说,北大医院儿科并没有出现一些兄弟医院儿科“受气”的情况,但儿科医生们的收入确实不高,年轻医生苦读10年,毕业后要面临着养家的任务,但他们凭借一己之力,甚至付不起一套房子的首付。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一些年轻医生不得不考虑生活的需求,选择了离开。

专家指出,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增加供给,同时让多点执业的医生收入得到补偿。有关部门在深化医改的过程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城乡卫生资源的均等化,才能实现每个儿童病有所医。

收入不高工作累

儿科医生越是紧缺,工作压力就越大,在待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只会有更少的人从事儿科医生行业,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同学没几个想当儿科医生,又苦又累,收入还低。”去年刚毕业的医学生曹川和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儿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这充分说明北大医院儿科的学术地位和诊疗水平。因此,北大医院的儿科相对多数综合医院来说,规模也比较庞大,大约有60名医生,科室的病房共有172张床位。今年42岁的齐建光已经评上了主任医师,同时还担任科室的行政副主任,但即便是这样的资历,她也绕不过三个字:上夜班。“在我们科室,只有年龄到了50岁,才可以不上夜班。”齐建光这个年龄段的医生们,基本上每周上一个夜班。很多患者不知道的是,他们在上这个夜班之前,先上了一天的白班;下了夜班不能回家,而是要接着出第二天的门诊,忙完当天的门诊之后才能下班。

儿科医生太缺,导致医生上完白班上夜班,看完门诊看急诊,没有完整的节假日,春节只能休一两天。工作强度大不说,还影响服务质量和医患关系。

儿科医生苦,急诊科医生格外苦。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医生常年按照“白班—小夜班(下午4点至晚上12点)—夜班(晚上12点至早上8点)”的顺序排班。医院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停诊,这样的节奏导致急诊科医生们的生物钟全部是乱的。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人人都有两件法宝:安定、咖啡。下了夜班要吃片安定,否则睡不着觉;上夜班前要喝杯咖啡,防止晚上犯困。“我们也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我们也知道熬夜不利于美容护肤,但这些我们根本不考虑,只想着下了夜班之后要能睡着,否则下一班就会打不起精神来。”

儿科缺人,儿童医院急诊科更缺人。赵光远介绍,由于人员紧张,最忙的时候,急诊科医生由5天一倒班变成4天一倒班,没有完整的双休日和节假日,春节7天长假只能休1—2天。

每天迎着太阳上班、伴着夕阳下班,成了儿科急诊医生最奢侈的愿望。张成晔工作20年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休产假的那段时间,“终于过上了作息正常的生活。”因为常年倒班,张成晔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偶尔听别人说给孩子报了什么补习班,我全都没听说过。”儿子外出旅行,陪同者永远是爸爸,“我在一线工作的10多年里没离开过北京,没坐过火车、没坐过飞机。”急诊科人手紧张,一旦有一个人请假外出,就意味着同事们更替着上班,“别看上班时都生龙活虎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科室里有个医生肾脏不好,只要没有出现血尿就会坚持上班;有个同事患有消化道溃疡,发病的时候下了班曾经在回家路上蹲在路边吐血……”张成晔自己也有偏头痛,“现在偏头痛时一次要吃三片止痛药,一片药根本顶不住。”

今年7月,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不要让儿科医生成为"稀缺"人才

“就这劳动环境和工作强度,给10万我也不干”

主任医师齐建光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建议,首先应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同时增加医院儿科医师的编制规模,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后备医师来源的问题。

“住院总医师基本上要住在医院里。”小黄的工作状态是上24小时班,休息24小时,下班后通常还需要加班。很多患者以为住院总医师就是在病房里转悠,实际上,小黄在上班时间不仅要在病房里诊治住院的患儿,还要负责其他科室的会诊,偶尔也会在病房不忙的时候去支援门诊的工作,同时她还承担着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

抢救室一个班至少要有两名医生、三名护士才勉强够,而现在只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

人物

“大夫,我孩子不行了!快给抢救吧!”“大夫,我娃儿抽过去了!你快给看看吧!”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赵光远被患儿家属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

倪鑫说,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首先要开源,例如加分、恢复儿科系,但这解决的仅仅是门槛问题,进去了能不能留住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儿科的薪资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医院的发展、文化建设、科研水平也是儿科医生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要解决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问题,第一要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给予儿科医生特殊政策,以提高薪资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儿科的医疗收费体系,重新计算儿科的人员成本、处置费用成本,提高服务性收费,降低药品加成,形成更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此外,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增加供给。本报记者 贾晓宏

青年医生小黄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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